本文来自龚建芬医生。

上文提到，女性的母性认同，潜意识层面，需要获得稳定外在生活环境的支持，并评估丈夫是否能成为一个“负责任”的“孩子”父亲，来完成对自我母性的认同；当母性自我认同完成，身体就会配合完成顺利怀孕；若女性认为生活环境充满危机动荡或者不符合期待，或者对丈夫感到绝望，势必会影响潜意识自我母性认同而产生躯体化的反应，不孕成为防御方式的一个结果。上文中提及宋美龄夫人，有生活环境充满高压，以及后期对丈夫的失望带来的自我母性认同发展停滞的原因，导致不孕成为躯体化的一个表现。

对女性而言，妻子对丈夫的“孩子父亲”的理想化的认同过程，会投射出自我母性认同的过程，这个无关婚姻是否一夫一妻制度，而是和妻子能够接纳认同的有关婚恋的文化环境有关系，比如有些妻子所处的环境是一夫多妻，如果能达到对丈夫“孩子父亲”理想化的角色认同的过程，也能帮助自己完成母性认同的过程，比如封建社会一夫多妻制度；或者女性同性恋婚姻群体，能够完成母性认同的部分，身体都可以借助辅助生殖或者自发的完成身体孕育生命的过程。

利伟的婚姻，有点坎坷。和男友恋爱并裸婚，起初夫妻二人和公婆同住。但半年后因为婆婆的较为强势和控制，夫妻二人搬出公婆家租房住。但婆婆依然从丈夫那里要走了住所的钥匙，每周不定期两三次来帮忙打扫卫生。这让利伟感到夫妻生活备受打扰，甚至让她受不了的是，婆婆经常清晨打扫卫生，甚至帮儿子清洗内裤，随意出入夫妻二人的卧室。同时因为利伟还没有生孩子就经常关心督促夫妇二人尽快怀孕。利伟曾经因为婆婆的过度关心和催促要孩子，和丈夫谈过如果不能怀孕就离婚，但丈夫不同意。于是二人再次更换住所，丈夫承诺不再给婆婆钥匙来干扰夫妻二人的生活，但是后来婆婆依然想办法偷走了丈夫的钥匙配了一把，继续出入夫妻二人的住所，但经过丈夫的沟通稍微有收敛。

利伟感到自己作为新时代的女性，自己的情绪和夫妻关系却时常受到婆婆的影响，并常觉得情绪压抑。夫妻二人沟通较多冲突，但主要都是和婆婆有关。但后来利伟发现丈夫选择了感情并和婆婆分离，感受到丈夫对二人感情的重视和对自己的重视，之后利伟自然怀孕，夫妇二人很高兴，但是利伟却开始感觉到焦虑，因为和丈夫商议暂时不告诉父母自己怀孕的事情，待到稳定再说；但很快婆婆知道了自己怀孕的事情，并开始经常来探望；利伟感到丈夫在婆媳的沟通上的无力和失望。利伟怀孕一个月后，她情绪崩溃嚎啕大哭，诉说着婆婆各种强势干扰夫妻关系，以及对丈夫的失望，并提到一句：“觉得不想怀孕了！对丈夫和婆婆都感觉到失望和愤怒。”利伟的描述发现夫妻二人任何的决议都受婆婆的影响，几乎看不到她有女主人的身份和价值。在她发现自己对丈夫和婆婆的失望后一周左右，她不明原因的流产了。

女性的母性认同部分，有女性感到成为妻子、家庭女主人的自主感，当这种自主体验被剥夺后，女性的母性认同也会失败，也会导致不明原因的流产。当母性自主感被被夺，往往和婆媳冲突有关；在动力学视角中，这也和丈夫的俄狄浦斯期发展不完全有关系，所以导致丈夫在其母亲过度干预时允许夫妻边界被其母亲侵入，而往往父亲较为长期处于失语状态，在家庭中也没有话语权，于是夫妻关系成为隐形的丈夫缺位而妻子角色受困的状态，夫妻情感也收到影响。

母性自主体验的丧失，和婚姻环境有较大的关系。有些女性选择经济条件较好的家庭，常要面临被认为是因为“高攀贪财”而嫁入，在夫妻生活和大家庭生活中，谨小慎微，不敢过多表达自我需要，本我被过度压抑导致自我功能失调，母性自主体验丧失，不孕的躯体化也会成为一种防御方式。

母性自主体验的丧失，也和女性自我的发展缺陷有关系。由于原生家庭成长中，被过度忽视、或者过度控制，长期使得自我被压抑和克制的状态，导致在关系中容易投射成自己是有家庭责任的、照顾家人的形象，并对客体有理想化的期待，导致自我发展不足，容易“创造”出的人际关系是缺少自我或者过度保护自我的形象，母性的自主性自然较难体验到，不孕就成为一种躯体化的防御方式，也因此潜意识中创造了缺乏自我的生存环境。

母性的自主体验丧失和产后抑郁也有关系。女性生产后，自发的会体验到孩子是自己辛苦付出“创造”的孩子，在生产后有满足和愉悦体验。多伊奇说，怀孕分娩会让女性感受到存在感和价值感，但在中国传统家庭产妇因为做月子习俗需要被照顾，当家人对新生儿的照顾不是以新生儿母亲的想法为第一，而是把产妇当作“病号”照顾，新生儿妈妈的价值感和自主感丧失，产妇产后抑郁会出现情绪容易被激怒、缺乏动力照顾新生儿以及与新生儿的情感互动。

怀孕所带来的母子关系是客体关系的最初体现，也是其表达母性和慈母心的重要渠道。部分产妇会表达“感觉孩子生完不是自己的了，是大家的了”，或者“感觉有人要抢走自己的孩子”的心理。如果家人能理解并尊重产妇对孩子的自主性，这会促进早期的母婴关系的安全感的建立，反之则会诱发产妇产后抑郁心理的发生。